多領工程款應屬不當得利
發(fā)布時間：2012-07-25 共1頁
案情：
1994年，某建筑公司與某國營農場下屬水泥廠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建筑公司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水泥廠技改工程，工程進度款按進度的70%撥給，工程結算由建筑公司在工程竣工后，做出工程結算方案報水泥廠審核，水泥廠審核后15日內支付完畢。合同簽訂后，建筑公司按合同約定進行了施工，所承建工程于1996年10月經驗收合格后交付使用。1999年12月31日，水泥廠在其財務5號憑證“在建工程—預付工程款—某建筑公司”科目(借方)中將余額49萬元劃轉國營農場，即將某建筑公司欠水泥廠款項轉為欠某國營農場款項。2007年10月，某國營農場以該“5號憑證”為依據，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某建筑公司在承建水泥廠技改工程過程中，多領工程款49萬元，請求法院判令某建筑公司將多領的工程款49萬元退還。某建筑公司辯稱，某國營農場主張其多領工程款沒有事實依據，“5號憑證”系國營農場單方制作，未經建筑公司認可，也無其他證據佐證，不能作為認定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的依據；國營農場訴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該訴應屬不當得利之訴，國營農場起訴已超過訴訟時效，即使其債權存在，也不再受法律保護，故請求法院駁回國營農場的訴訟請求。
經法院一審審理，認定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事實存在，本案屬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某國營農場起訴未超過訴訟時效，判決某建筑公司向某國營農場返還多領的工程款49萬元。判決后，某建筑公司不服，以原答辯理由提起上訴。某國營農場在二審中辯稱，“5#憑證”系根據建筑公司領款的原始憑證編制，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事實存在，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的行為發(fā)生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履行過程中，本案應屬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未約定多領工程款的返還期限，訴訟時效應從國營農場主張權利時起算，并未超過法律規(guī)定的訴訟時效。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5#憑證”是某國營農場會計人員單方制作，沒有建筑公司領取工程款的原始憑證佐證，建筑公司對“5號憑證”不予認可，某國營農場主張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依據不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的規(guī)定及雙方當事人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約定，施工單位在完成施工工程后，享有要求建設單位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權利，建設單位應按合同約定的工程價款支付時間、支付方式向施工單位支付工程價款。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確約定工程進度款按工程進度的70%支付，余下工程款待竣工結算后15日內支付。建筑公司依法只能依此約定按其完成的工程量獲得相應的工程款，如其獲得的工程價款超過其應得的范圍，超過部分則屬于沒有合法根據獲得的利益，屬于不當得利。本案系因某國營農場主張某建筑公司在施工中多領了工程款而發(fā)生，本案應屬不當得利之訴，其訴訟時效應從某國營農場知道不當得利事實和對方當事人之日起計算。1999年12月31日，某國營農場以“5號憑證”記載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49萬元，其已明知“不當得利事實”及獲得該不當得利的當事人為某建筑公司，該訴訟時效期間應從1999年12月31日起算兩年。某國營農場至2007年10月才提起訴訟，期間又無訴訟時效中止、中斷情形，其請求權已超過人民法院保護的訴訟時效期間。二審法院據此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某國營農場的訴訟請求。
評析
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guī)則，發(fā)包人主張承包人多領工程款，應提供證據證明。本案中，原告某國營農場提供的“記賬憑證”，是按經濟業(yè)務性質加以分類、確定會計分錄并作為登記賬簿依據的一種憑證。記帳憑證應是會計人員根據審核無誤的原始憑證按其反映的經濟內容進行的歸類、整理和編制的結果。本案中的記帳憑證因系一方當事人的會計人員單方制作，如既無原始憑證佐證，又得不到對方當事人認可，單憑記帳憑證是不能認定其所記載的事實發(fā)生。二審法院認定某國營農場僅依據其記帳憑證主張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依據不足，是正確的。
當然，如本案中的某國營農場在沒有原始憑證的情況下，僅憑自己會計人員單方制作的記帳憑證即悍然提起訴訟的情況在實踐中并不多見，其主張的事實不被法院認可當在意料之中。而在其他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關系中，因發(fā)包人管理失誤，超付工程款現象卻時有發(fā)生。
建設工程合同是承包人進行工程建設、發(fā)包人支付價款的合同，其內容一般包括合同當事人、承包方式、施工范圍、合同價款和計價方法、工程質量標準、施工工期、驗收和交付、撥款和結算、違約責任等條款。其中，撥款和結算條款是施工人請求發(fā)包人支付工程款和報酬的依據。在合同中，除“交鑰匙工程”外，施工人只負責建筑、安裝等施工工作，為保證施工順利進行，雙方一般會約定由發(fā)包人提供工程進度所需款項，按施工進度的一定比例撥付工程進度款，待工程交工后，雙方就工程實際造價以及與已撥付工程款之間的差額進行計算，由發(fā)包人在約定的期限內將差額撥付給承包人。發(fā)包人根據合同約定的工程款撥付方法付款，一般情況下并不會發(fā)生超付工程款現象，但如發(fā)包人在工程建設過程中，管理上存在失誤，往往會導致超付工程款的發(fā)生。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約定，承包人獲得的工程價款不能超過實際造價，承包人利用發(fā)包人的失誤而多領工程款，超出其應得工程款部分，屬于沒有法律根據和合同根據而取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的規(guī)定，超領部分應屬不當得利，應返還給發(fā)包人。故二審法院認定本案屬不當得利之訴，符合法律規(guī)定。
關于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七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08〕11號)第八條的規(guī)定，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從當事人一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不當得利事實及對方當事人之日起計算，保護期間為兩年，如超過此期間，又無訴訟時效中斷、中止、延長情形的，其權利將不受人民法院保護。如本案中，即使某建筑公司多領了工程款，某國營農場在1999年12月31日記帳憑證中記載有充分的原始憑證佐證，其于2007年10月向法院提起的訴訟仍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據其財務記帳憑證，某國營農場1999年12月31日即已認為某建筑公司多領了工程款，根據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其請求某建筑公司返還不當得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1999年12月31日起兩年，即至2001年12月31日止，在此期間，某國營農場并無證據證明訴訟時效存在中斷、中止、延長的事實，其至2007年10月才提起訴訟，已超過人民法院保護其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其訴訟請求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因此，在施工合同履行過程中，發(fā)包人如出現超付工程款現象，應及時主張權利，避免超過訴訟時效而得不到法院支持。
1994年，某建筑公司與某國營農場下屬水泥廠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建筑公司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包水泥廠技改工程，工程進度款按進度的70%撥給，工程結算由建筑公司在工程竣工后，做出工程結算方案報水泥廠審核，水泥廠審核后15日內支付完畢。合同簽訂后，建筑公司按合同約定進行了施工，所承建工程于1996年10月經驗收合格后交付使用。1999年12月31日，水泥廠在其財務5號憑證“在建工程—預付工程款—某建筑公司”科目(借方)中將余額49萬元劃轉國營農場，即將某建筑公司欠水泥廠款項轉為欠某國營農場款項。2007年10月，某國營農場以該“5號憑證”為依據，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某建筑公司在承建水泥廠技改工程過程中，多領工程款49萬元，請求法院判令某建筑公司將多領的工程款49萬元退還。某建筑公司辯稱，某國營農場主張其多領工程款沒有事實依據，“5號憑證”系國營農場單方制作，未經建筑公司認可，也無其他證據佐證，不能作為認定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的依據；國營農場訴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該訴應屬不當得利之訴，國營農場起訴已超過訴訟時效，即使其債權存在，也不再受法律保護，故請求法院駁回國營農場的訴訟請求。
經法院一審審理，認定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事實存在，本案屬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某國營農場起訴未超過訴訟時效，判決某建筑公司向某國營農場返還多領的工程款49萬元。判決后，某建筑公司不服，以原答辯理由提起上訴。某國營農場在二審中辯稱，“5#憑證”系根據建筑公司領款的原始憑證編制，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事實存在，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的行為發(fā)生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履行過程中，本案應屬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未約定多領工程款的返還期限，訴訟時效應從國營農場主張權利時起算，并未超過法律規(guī)定的訴訟時效。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5#憑證”是某國營農場會計人員單方制作，沒有建筑公司領取工程款的原始憑證佐證，建筑公司對“5號憑證”不予認可，某國營農場主張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依據不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筑法》的規(guī)定及雙方當事人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的約定，施工單位在完成施工工程后，享有要求建設單位按合同約定支付工程價款的權利，建設單位應按合同約定的工程價款支付時間、支付方式向施工單位支付工程價款。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明確約定工程進度款按工程進度的70%支付，余下工程款待竣工結算后15日內支付。建筑公司依法只能依此約定按其完成的工程量獲得相應的工程款，如其獲得的工程價款超過其應得的范圍，超過部分則屬于沒有合法根據獲得的利益，屬于不當得利。本案系因某國營農場主張某建筑公司在施工中多領了工程款而發(fā)生，本案應屬不當得利之訴，其訴訟時效應從某國營農場知道不當得利事實和對方當事人之日起計算。1999年12月31日，某國營農場以“5號憑證”記載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49萬元，其已明知“不當得利事實”及獲得該不當得利的當事人為某建筑公司，該訴訟時效期間應從1999年12月31日起算兩年。某國營農場至2007年10月才提起訴訟，期間又無訴訟時效中止、中斷情形，其請求權已超過人民法院保護的訴訟時效期間。二審法院據此撤銷一審判決，駁回某國營農場的訴訟請求。
評析
根據民事訴訟證據規(guī)則，發(fā)包人主張承包人多領工程款，應提供證據證明。本案中，原告某國營農場提供的“記賬憑證”，是按經濟業(yè)務性質加以分類、確定會計分錄并作為登記賬簿依據的一種憑證。記帳憑證應是會計人員根據審核無誤的原始憑證按其反映的經濟內容進行的歸類、整理和編制的結果。本案中的記帳憑證因系一方當事人的會計人員單方制作，如既無原始憑證佐證，又得不到對方當事人認可，單憑記帳憑證是不能認定其所記載的事實發(fā)生。二審法院認定某國營農場僅依據其記帳憑證主張某建筑公司多領工程款依據不足，是正確的。
當然，如本案中的某國營農場在沒有原始憑證的情況下，僅憑自己會計人員單方制作的記帳憑證即悍然提起訴訟的情況在實踐中并不多見，其主張的事實不被法院認可當在意料之中。而在其他建設工程施工合同關系中，因發(fā)包人管理失誤，超付工程款現象卻時有發(fā)生。
建設工程合同是承包人進行工程建設、發(fā)包人支付價款的合同，其內容一般包括合同當事人、承包方式、施工范圍、合同價款和計價方法、工程質量標準、施工工期、驗收和交付、撥款和結算、違約責任等條款。其中，撥款和結算條款是施工人請求發(fā)包人支付工程款和報酬的依據。在合同中，除“交鑰匙工程”外，施工人只負責建筑、安裝等施工工作，為保證施工順利進行，雙方一般會約定由發(fā)包人提供工程進度所需款項，按施工進度的一定比例撥付工程進度款，待工程交工后，雙方就工程實際造價以及與已撥付工程款之間的差額進行計算，由發(fā)包人在約定的期限內將差額撥付給承包人。發(fā)包人根據合同約定的工程款撥付方法付款，一般情況下并不會發(fā)生超付工程款現象，但如發(fā)包人在工程建設過程中，管理上存在失誤，往往會導致超付工程款的發(fā)生。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的約定，承包人獲得的工程價款不能超過實際造價，承包人利用發(fā)包人的失誤而多領工程款，超出其應得工程款部分，屬于沒有法律根據和合同根據而取得。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九十二條“沒有合法根據，取得不當利益，造成他人損失的，應當將取得的不當利益返還受損失的人。”的規(guī)定，超領部分應屬不當得利，應返還給發(fā)包人。故二審法院認定本案屬不當得利之訴，符合法律規(guī)定。
關于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七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法釋〔2008〕11號)第八條的規(guī)定，返還不當得利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間，從當事人一方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不當得利事實及對方當事人之日起計算，保護期間為兩年，如超過此期間，又無訴訟時效中斷、中止、延長情形的，其權利將不受人民法院保護。如本案中，即使某建筑公司多領了工程款，某國營農場在1999年12月31日記帳憑證中記載有充分的原始憑證佐證，其于2007年10月向法院提起的訴訟仍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據其財務記帳憑證，某國營農場1999年12月31日即已認為某建筑公司多領了工程款，根據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其請求某建筑公司返還不當得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1999年12月31日起兩年，即至2001年12月31日止，在此期間，某國營農場并無證據證明訴訟時效存在中斷、中止、延長的事實，其至2007年10月才提起訴訟，已超過人民法院保護其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其訴訟請求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因此，在施工合同履行過程中，發(fā)包人如出現超付工程款現象，應及時主張權利，避免超過訴訟時效而得不到法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