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小區規劃的分析
發布時間：2012-07-25 共1頁
一、 居住小區模式的原型和背景
1. 功能主義等級化城市組織結構
18世紀下半葉爆發的工業革命引發了城市形態的重大變革，人口向城市大規模聚集，城市的迅速膨脹打破了傳統城市以家庭經濟為中心的城市格局。城市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片工業區、商貿區、工人住宅區以及倉儲區等職能區劃，城市結構和規模都發生了急劇的改變。同時城市人口爆炸，居住條件惡劣等問題日益嚴重，出現了一系列被稱為“城市病”的復雜城市問題。為了根治“城市病”，19世紀末以功能主義和機器美學原理為基礎的城市理論應運而生。到20世紀20年代，在國際建協（CIAM）的推動和雅典憲章的倡導下，城市逐步脫離古典主義傳統，向功能主義形體化方向邁進。
雅典憲章強調城市明晰的結構組織，注重功能分區與用途純化，追求統一的視覺空間秩序，將城市機械地分割為四項基本功能，即居住、工作、交通和游憩，強調城市中不同功能的分區布局，再以交通網彼此聯系。雅典憲章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實質在城市形態上表現為各城市功能被交通線劃分成具有嚴整幾何性的功能分區，形體環境秩序井然。同時城市結構以縱向的樹形結構形成等級化的組織體系，即按照嚴格的遞增等級來組織城市。
城市的基本組成單元是：1. 近百家住宅組成一個鄰里單元；2. 幾個鄰里單元圍合成一個鄰里單位（以一個小學的服務面積控制規模），中間是鄰里單位的中心；3. 幾個鄰里單位圍繞一個包括各項公共生活設施的城市次中心，中心的服務半徑正好覆蓋這些鄰里單位城市中心被多個這樣的城市基本組織單元，以及獨立出來的工業用地、綠地等圍繞，從而使城市結構表現為由大至小等級化梯度形成的中心體系（即城市中心、城市次中心等）組織的城市空間，同時城市道路也根據各中心的等級相應呈等級化的梯度變化。二次大戰以后以這種組織結構規劃的城市及城區大量出現，尤其在新建城市，如以英國哈羅新城為代表的新城建設及巴西利亞的規劃和建設中，這種等級化的城市組織結構和功能空間劃分的特征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來。4. 鄰里單位 鄰里單位是由美國建筑師佩里（C.Perry）于1929年提出的居住空間組織方式。它以一個小學的合理規劃為基礎控制鄰里單位的人口規模（大約居住1000戶），以四周的交通道路為邊界，形成不被外界交通穿越的、內設必要公用設施的、日照通風景觀條件良好的居住空間。鄰里單位模式產生于功能主義形體規劃觀為主流思潮的背景下，與功能主義等級化城市具有同構關系，鄰里單位模式的確立為等級化的城市組織結構提供了基礎。作為城市居住空間的組織方式，鄰里單位體現了《雅典憲章》所倡導的功能主義原則，本身的組織結構也呈現等級化：鄰里單位中的服務設施獨立于居中的位置，并以其服務面積控制著鄰里單位的居住人口規模；居住空間的功能被劃分為住宅、道路、綠化、服務設施，彼此功能劃分明確、空間互不交叉；鄰里單位內部道路寬度、綠化面積、服務設施規模也從鄰里單位向鄰里單元呈等級化遞減；對于建筑形體環境，住宅的高度、日照、間距、朝向、建筑密度等都通過精心的設計達到理性的結果。鄰里單位模式的出現，改變了工業革命后住宅街坊中的擁護、惡劣的居住環境，并以新的居住模式對應汽車交通時代的客觀條件，其在當時的進步意義是不可忽略的。斯坦因的雷德朋街坊模式、蘇聯的居住小區模式是鄰里單位模式的代表。
二、 中國城市居住小區的發展
中國城市居住空間的組織模式的原型來自鄰里單位模式，不論是1950年代完整模仿鄰里單位以及蘇聯的居住街坊模式，還是1960年代基于鄰里單位模式發展起來的居住小區規劃理論，亦或1980年代以后隨著國家試點小區的推行和成熟，居住空間逐步形成“小區－組團－院落”的組織結構以及通過對結構的改良形成的“小區－院落”的二級組織結構，居住空間的組織模式本身并沒有脫離鄰里單位模式的基本原則和組織方式，即以一個小學的服務人口限定居住空間的人口規模，以公共設施服務半徑限定居住空間的用地規模，小區內只容納單一的居住功能；小區內呈等級化的組織結構等等。居住小區模式正借目前大規模住宅建設的東風在中國城市中被普遍使用著。
三、 對居住小區模式的反思
1. 對以鄰里單位為原型的居住小區模式的置疑 不論是鄰里單位模式，還是以之為原型的居住小區模式，都是建立于功能主義城市規劃理論基礎上，是功能至上理念下的產物。作為功能主義等級化城市組織結構的基礎，鄰里單位過分注重功能，注重公共交通與居住的分離，注重空間組織的秩序和空間結構的明晰與條理性，試圖以良好的形體環境重塑人的社會生活。應該看到，在從鄰里單位理念上發展起來的小區模式中，屈從于汽車交通的需要，以公共設施服務及其半徑限定居住人口規模的方法把居住空間的主體——人置于從屬的地位，忽視空間規模及范圍與人的認知和控制能力之間的關系，人不得不屈從于物質環境。小區模式等級化的組織結構，把居住空間機械地分解為住宅、道路、服務設施、綠地等一系列子系統，道路寬度、綠地大小、服務設施規模，根據等級層層分解、逐級縮小，從而將各個子系統分解成的等級化的樹形結構（與克。亞歷山大在《城市并非樹形》中描述的結構類似），這種樹形結構排除了居住、交通、休閑、服務等空間的綜合交叉，無法與居民生活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所具有的網絡化結構相符合，泯滅了物質形態與社會網絡、人文關系間的對應。小區模式所采用的先驗結構，不論是“小區－組團－院的組織結構”還是“小區－院落”的二級結構，它們既定的結構和自上而下的規劃方法使居住小區在形體環境和規模彼此相似的同時，失去了不同居住小區與各種類型居住人群之間應有的差異。從本質上講，以鄰里單位為原型的小區模式忽視了人對居住空間的主體性，單純注重物質形體美學及其物質形體的功能結構。因此當物質環境得以完善、再進而追求居住空間更多的精神層次內涵的時候，小區模式就明顯地表現出先天不足，難怪在現有居住小區中，人們享受物質環境日益完善的同時，感慨精神生活的貧瘠，居民對所居住的空間缺乏認同，居民間缺乏交往，人際關系冷漠。來
四、對我國居住小區建設的思考
1.居住小區規模
以往我國的居住空間的建設規模通常在10h平方米以上的居多，通過對入選《中國小康住宅示范工程集萃》和《中國城市居住小區建設試點叢書——規劃設計篇》中的城市居住小區進行統計，在總計的44個小區中，用地規模的比例分別在表1中作出統計。 表1對居住小區用地規模的統計從中可以發現規模在10h平方米以上的小區占到總數的81.81％。中國城市住宅區的用地規模通常是根據城市規劃中的城市路網結構劃定的，城市路網的間距限定了住宅區的用地邊界。現代城市路網間距一般為400m左右，由此形成城市住宅區用地單元規模一般為十幾公頃。這種以交通干道劃定范圍是依據鄰里單位模式的結果。人類一直是以天賦的能力認知世界，自古以來直至功能主義占統治地位之前，人類構筑環境也一直以自身的尺度為標準的，為了使居住空間的組織結構更能體現人的主體性，使之成為人的生活的物化反映，依照社區理論將居住空間組織形式向鄰里模式回歸，依據人的尺度而不是汽車交通的需求、依據人控制環境的范圍和認知能力作為限定。
以人的尺度限定住宅區規模就必須了解人的認知能力。根據生理學家的研究，人的視力能力在超過130m~140m就無法分辨其他人的輪廓、衣服、年齡、性別等，因此在傳統街區中通常將130m～140m作為街與街之間的距離；F.吉伯德指出文雅的城市空間范圍不應大于137m，亞歷山大也指出人的認知鄰里范圍直徑不超過274m（即面積在50h平方米左右）。因此可以判定以人的尺度確立的理想的居住小區規模是應該小于5h平方米的。同濟大學周儉等學者通過對居住空間的研究提出我國居住小區規模應該是不超過150m的空間范圍或4h平方米的用地規模，其結論與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相近。因此從居住者對所居住環境的控制能力和認知能力看，我國通常的居住小區規模是明顯偏大的。由于同一個小區內居住人口過多，居民間從相遇、相識、相知，到建立交往圈，并重組社會鄰里結構和社會關系網絡的可能性隨著異質性人群人數的增加而減少。減小居住小區的規模不僅可以增進居民的交往，加強居住空間的鄰里感，也順應了住宅商品化以后的市場機制制約下的開發模式，避免了住宅大規模開發中一次投入過大的壓力，以及對市場判定不準而大量房屋空置等問題。同時小規模居住小區建設有利于將多種職能空間有機分散在居住空間附近，形成居住空間與其他多種職能空間混合布局。另外，減小住宅區規模也有利于避免同一階層居民家庭的過度聚集，降低居住分異的程度。
2. 居住小區的組織結構設想
目前我國的居住小區規劃強調各項設施的功能劃分，在布局上各成體系，很難做到功能的復合交叉。通常公共活動設施在小區內居中布局，小區道路單純擔負小區的交通功能，商業設施設置于小區的入口以及小區外圍沿街的裙房。居住小區機械的組織結構所造成的各種功能彼此的不交叉，與傳統街區同一空間中多種功能并置所形成的濃郁的生活氣氛相比差別是明顯的。然而在縮小居住小區的規模后，在同一個城市干道劃分出的地塊中，可能包容幾個小規模居住小區，并可能在地塊中插入其他職能空間，有可能就此改善居住空間的組織結構。具體方式是將居住小區的各項配套服務設施從居住小區中分離抽取出來，置于幾個小規模居住小區間的交界線形成的道路上，將這種道路建設成步行街或符合人的尺度的人車混流的小路，改變其單純的交通功能，使復合交通、生產設施、商業設施等多重功能，在道路上形成交往、購物、休息、飲食、觀賞、兒童游戲等活動，并有可能形成密集人流的聚集，并以此改善居住空間的生活氣氛。同時利用各小區間規劃中預留的彈性空間，允許某些功能以及功能所需空間的自發形成或調整，以引發規劃無從設計的空間細節和自發形成的城市肌理，從而在改善住宅組織結構、重組各功能設施之間的關系的同時，逐步恢復傳統街區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在這些小街中為社會各階層提供需要的各種類型生活空間。
住宅商品化過程中，不同收入階層的家庭通過“房價”的過濾作用在居住模式和居住區位上形成了明顯的分化。由于不同階層的居住分異，不同社會階層居住空間彼此隔離，在激化社會階層的對立、引起社會矛盾以及對兒童成長等方面所產生的社會學后果也令人擔心。在減小居住小區規模后，通過在同一地塊內并置不同社會階層的居住小區，有可能通過規劃模式的變化為改善居住分異所造成的社會隔離作出嘗試。同時由于服務設施都布置在各居住小區間的道路上，公共服務設施將從目前小區模式中對外封閉的內向型轉變為對外包容的外向型，因而有可能通過多個社會階層共用某些服務設施，如小學、商店、酒吧、綠地等等，促使各社會階層建立交往的機會，降低居住分異所造成的社會影響。
3. 多種規劃模式的引入
回顧我國試點小區、小康住宅等具有示范性的居住區規劃，其組織結構一直以小區模式為惟一模式。在住宅商品化、土地有償使用政策逐步實施并日益完善后，由于地價的作用以及居住空間區位的差別，居住空間的建設模式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比如在城市中心為平衡高地價形成的高層高密度模式，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居住者對居住空間組織結構以及功能設施的不同要求而形成的多樣的規劃模式等。因此應該認識到小區模式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因地制宜（根據城市區位、環境條件和地價因素等）、因人制宜（根據不同的居住者）作出不同的規劃，形成多樣的組織結構是必要的。
在住宅商品化實施以后，出現同一社會階層在相同空間聚居，不同階層居住空間上分異的現象也是不爭的事實，正視這一客觀結果，并在居住空間規劃中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需要根據居住者的主體特征、生活模式、居住偏好等因人而異地作出規劃，比如在低收入階層的居住空間中需要類似手工作坊式居住工作合一的依據，需要在居住地附近建立在地緣關系基礎上的就業場所（比如各種小店、小攤點等）。而高收入階層需要更多的娛樂休閑設施、停車泊位以及與提高生活舒適程度相關的各種技術手段和服務設施等。在居住空間規劃與空間組織中對這些差別的有效對應是無法通過具有先驗性的小區模式，以及建立在小區模式基礎上的居住空間優劣評價體系來完成的。因此有必要以多種的規模結構和規劃模式對應多元化的社會階層和多樣化的需求，從而使居住空間的塑造真正向關懷人的生活與心靈的社區與鄰里模式回歸。
1. 功能主義等級化城市組織結構
18世紀下半葉爆發的工業革命引發了城市形態的重大變革，人口向城市大規模聚集，城市的迅速膨脹打破了傳統城市以家庭經濟為中心的城市格局。城市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片工業區、商貿區、工人住宅區以及倉儲區等職能區劃，城市結構和規模都發生了急劇的改變。同時城市人口爆炸，居住條件惡劣等問題日益嚴重，出現了一系列被稱為“城市病”的復雜城市問題。為了根治“城市病”，19世紀末以功能主義和機器美學原理為基礎的城市理論應運而生。到20世紀20年代，在國際建協（CIAM）的推動和雅典憲章的倡導下，城市逐步脫離古典主義傳統，向功能主義形體化方向邁進。
雅典憲章強調城市明晰的結構組織，注重功能分區與用途純化，追求統一的視覺空間秩序，將城市機械地分割為四項基本功能，即居住、工作、交通和游憩，強調城市中不同功能的分區布局，再以交通網彼此聯系。雅典憲章的基本原則和精神實質在城市形態上表現為各城市功能被交通線劃分成具有嚴整幾何性的功能分區，形體環境秩序井然。同時城市結構以縱向的樹形結構形成等級化的組織體系，即按照嚴格的遞增等級來組織城市。
城市的基本組成單元是：1. 近百家住宅組成一個鄰里單元；2. 幾個鄰里單元圍合成一個鄰里單位（以一個小學的服務面積控制規模），中間是鄰里單位的中心；3. 幾個鄰里單位圍繞一個包括各項公共生活設施的城市次中心，中心的服務半徑正好覆蓋這些鄰里單位城市中心被多個這樣的城市基本組織單元，以及獨立出來的工業用地、綠地等圍繞，從而使城市結構表現為由大至小等級化梯度形成的中心體系（即城市中心、城市次中心等）組織的城市空間，同時城市道路也根據各中心的等級相應呈等級化的梯度變化。二次大戰以后以這種組織結構規劃的城市及城區大量出現，尤其在新建城市，如以英國哈羅新城為代表的新城建設及巴西利亞的規劃和建設中，這種等級化的城市組織結構和功能空間劃分的特征非常鮮明地體現出來。4. 鄰里單位 鄰里單位是由美國建筑師佩里（C.Perry）于1929年提出的居住空間組織方式。它以一個小學的合理規劃為基礎控制鄰里單位的人口規模（大約居住1000戶），以四周的交通道路為邊界，形成不被外界交通穿越的、內設必要公用設施的、日照通風景觀條件良好的居住空間。鄰里單位模式產生于功能主義形體規劃觀為主流思潮的背景下，與功能主義等級化城市具有同構關系，鄰里單位模式的確立為等級化的城市組織結構提供了基礎。作為城市居住空間的組織方式，鄰里單位體現了《雅典憲章》所倡導的功能主義原則，本身的組織結構也呈現等級化：鄰里單位中的服務設施獨立于居中的位置，并以其服務面積控制著鄰里單位的居住人口規模；居住空間的功能被劃分為住宅、道路、綠化、服務設施，彼此功能劃分明確、空間互不交叉；鄰里單位內部道路寬度、綠化面積、服務設施規模也從鄰里單位向鄰里單元呈等級化遞減；對于建筑形體環境，住宅的高度、日照、間距、朝向、建筑密度等都通過精心的設計達到理性的結果。鄰里單位模式的出現，改變了工業革命后住宅街坊中的擁護、惡劣的居住環境，并以新的居住模式對應汽車交通時代的客觀條件，其在當時的進步意義是不可忽略的。斯坦因的雷德朋街坊模式、蘇聯的居住小區模式是鄰里單位模式的代表。
二、 中國城市居住小區的發展
中國城市居住空間的組織模式的原型來自鄰里單位模式，不論是1950年代完整模仿鄰里單位以及蘇聯的居住街坊模式，還是1960年代基于鄰里單位模式發展起來的居住小區規劃理論，亦或1980年代以后隨著國家試點小區的推行和成熟，居住空間逐步形成“小區－組團－院落”的組織結構以及通過對結構的改良形成的“小區－院落”的二級組織結構，居住空間的組織模式本身并沒有脫離鄰里單位模式的基本原則和組織方式，即以一個小學的服務人口限定居住空間的人口規模，以公共設施服務半徑限定居住空間的用地規模，小區內只容納單一的居住功能；小區內呈等級化的組織結構等等。居住小區模式正借目前大規模住宅建設的東風在中國城市中被普遍使用著。
三、 對居住小區模式的反思
1. 對以鄰里單位為原型的居住小區模式的置疑 不論是鄰里單位模式，還是以之為原型的居住小區模式，都是建立于功能主義城市規劃理論基礎上，是功能至上理念下的產物。作為功能主義等級化城市組織結構的基礎，鄰里單位過分注重功能，注重公共交通與居住的分離，注重空間組織的秩序和空間結構的明晰與條理性，試圖以良好的形體環境重塑人的社會生活。應該看到，在從鄰里單位理念上發展起來的小區模式中，屈從于汽車交通的需要，以公共設施服務及其半徑限定居住人口規模的方法把居住空間的主體——人置于從屬的地位，忽視空間規模及范圍與人的認知和控制能力之間的關系，人不得不屈從于物質環境。小區模式等級化的組織結構，把居住空間機械地分解為住宅、道路、服務設施、綠地等一系列子系統，道路寬度、綠地大小、服務設施規模，根據等級層層分解、逐級縮小，從而將各個子系統分解成的等級化的樹形結構（與克。亞歷山大在《城市并非樹形》中描述的結構類似），這種樹形結構排除了居住、交通、休閑、服務等空間的綜合交叉，無法與居民生活的多元性和多樣性所具有的網絡化結構相符合，泯滅了物質形態與社會網絡、人文關系間的對應。小區模式所采用的先驗結構，不論是“小區－組團－院的組織結構”還是“小區－院落”的二級結構，它們既定的結構和自上而下的規劃方法使居住小區在形體環境和規模彼此相似的同時，失去了不同居住小區與各種類型居住人群之間應有的差異。從本質上講，以鄰里單位為原型的小區模式忽視了人對居住空間的主體性，單純注重物質形體美學及其物質形體的功能結構。因此當物質環境得以完善、再進而追求居住空間更多的精神層次內涵的時候，小區模式就明顯地表現出先天不足，難怪在現有居住小區中，人們享受物質環境日益完善的同時，感慨精神生活的貧瘠，居民對所居住的空間缺乏認同，居民間缺乏交往，人際關系冷漠。來
四、對我國居住小區建設的思考
1.居住小區規模
以往我國的居住空間的建設規模通常在10h平方米以上的居多，通過對入選《中國小康住宅示范工程集萃》和《中國城市居住小區建設試點叢書——規劃設計篇》中的城市居住小區進行統計，在總計的44個小區中，用地規模的比例分別在表1中作出統計。 表1對居住小區用地規模的統計從中可以發現規模在10h平方米以上的小區占到總數的81.81％。中國城市住宅區的用地規模通常是根據城市規劃中的城市路網結構劃定的，城市路網的間距限定了住宅區的用地邊界。現代城市路網間距一般為400m左右，由此形成城市住宅區用地單元規模一般為十幾公頃。這種以交通干道劃定范圍是依據鄰里單位模式的結果。人類一直是以天賦的能力認知世界，自古以來直至功能主義占統治地位之前，人類構筑環境也一直以自身的尺度為標準的，為了使居住空間的組織結構更能體現人的主體性，使之成為人的生活的物化反映，依照社區理論將居住空間組織形式向鄰里模式回歸，依據人的尺度而不是汽車交通的需求、依據人控制環境的范圍和認知能力作為限定。
以人的尺度限定住宅區規模就必須了解人的認知能力。根據生理學家的研究，人的視力能力在超過130m~140m就無法分辨其他人的輪廓、衣服、年齡、性別等，因此在傳統街區中通常將130m～140m作為街與街之間的距離；F.吉伯德指出文雅的城市空間范圍不應大于137m，亞歷山大也指出人的認知鄰里范圍直徑不超過274m（即面積在50h平方米左右）。因此可以判定以人的尺度確立的理想的居住小區規模是應該小于5h平方米的。同濟大學周儉等學者通過對居住空間的研究提出我國居住小區規模應該是不超過150m的空間范圍或4h平方米的用地規模，其結論與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相近。因此從居住者對所居住環境的控制能力和認知能力看，我國通常的居住小區規模是明顯偏大的。由于同一個小區內居住人口過多，居民間從相遇、相識、相知，到建立交往圈，并重組社會鄰里結構和社會關系網絡的可能性隨著異質性人群人數的增加而減少。減小居住小區的規模不僅可以增進居民的交往，加強居住空間的鄰里感，也順應了住宅商品化以后的市場機制制約下的開發模式，避免了住宅大規模開發中一次投入過大的壓力，以及對市場判定不準而大量房屋空置等問題。同時小規模居住小區建設有利于將多種職能空間有機分散在居住空間附近，形成居住空間與其他多種職能空間混合布局。另外，減小住宅區規模也有利于避免同一階層居民家庭的過度聚集，降低居住分異的程度。
2. 居住小區的組織結構設想
目前我國的居住小區規劃強調各項設施的功能劃分，在布局上各成體系，很難做到功能的復合交叉。通常公共活動設施在小區內居中布局，小區道路單純擔負小區的交通功能，商業設施設置于小區的入口以及小區外圍沿街的裙房。居住小區機械的組織結構所造成的各種功能彼此的不交叉，與傳統街區同一空間中多種功能并置所形成的濃郁的生活氣氛相比差別是明顯的。然而在縮小居住小區的規模后，在同一個城市干道劃分出的地塊中，可能包容幾個小規模居住小區，并可能在地塊中插入其他職能空間，有可能就此改善居住空間的組織結構。具體方式是將居住小區的各項配套服務設施從居住小區中分離抽取出來，置于幾個小規模居住小區間的交界線形成的道路上，將這種道路建設成步行街或符合人的尺度的人車混流的小路，改變其單純的交通功能，使復合交通、生產設施、商業設施等多重功能，在道路上形成交往、購物、休息、飲食、觀賞、兒童游戲等活動，并有可能形成密集人流的聚集，并以此改善居住空間的生活氣氛。同時利用各小區間規劃中預留的彈性空間，允許某些功能以及功能所需空間的自發形成或調整，以引發規劃無從設計的空間細節和自發形成的城市肌理，從而在改善住宅組織結構、重組各功能設施之間的關系的同時，逐步恢復傳統街區的多元化和多層次，在這些小街中為社會各階層提供需要的各種類型生活空間。
住宅商品化過程中，不同收入階層的家庭通過“房價”的過濾作用在居住模式和居住區位上形成了明顯的分化。由于不同階層的居住分異，不同社會階層居住空間彼此隔離，在激化社會階層的對立、引起社會矛盾以及對兒童成長等方面所產生的社會學后果也令人擔心。在減小居住小區規模后，通過在同一地塊內并置不同社會階層的居住小區，有可能通過規劃模式的變化為改善居住分異所造成的社會隔離作出嘗試。同時由于服務設施都布置在各居住小區間的道路上，公共服務設施將從目前小區模式中對外封閉的內向型轉變為對外包容的外向型，因而有可能通過多個社會階層共用某些服務設施，如小學、商店、酒吧、綠地等等，促使各社會階層建立交往的機會，降低居住分異所造成的社會影響。
3. 多種規劃模式的引入
回顧我國試點小區、小康住宅等具有示范性的居住區規劃，其組織結構一直以小區模式為惟一模式。在住宅商品化、土地有償使用政策逐步實施并日益完善后，由于地價的作用以及居住空間區位的差別，居住空間的建設模式已經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比如在城市中心為平衡高地價形成的高層高密度模式，以及不同社會階層的居住者對居住空間組織結構以及功能設施的不同要求而形成的多樣的規劃模式等。因此應該認識到小區模式不可能是包治百病的良方，因地制宜（根據城市區位、環境條件和地價因素等）、因人制宜（根據不同的居住者）作出不同的規劃，形成多樣的組織結構是必要的。
在住宅商品化實施以后，出現同一社會階層在相同空間聚居，不同階層居住空間上分異的現象也是不爭的事實，正視這一客觀結果，并在居住空間規劃中體現以人為本的原則，需要根據居住者的主體特征、生活模式、居住偏好等因人而異地作出規劃，比如在低收入階層的居住空間中需要類似手工作坊式居住工作合一的依據，需要在居住地附近建立在地緣關系基礎上的就業場所（比如各種小店、小攤點等）。而高收入階層需要更多的娛樂休閑設施、停車泊位以及與提高生活舒適程度相關的各種技術手段和服務設施等。在居住空間規劃與空間組織中對這些差別的有效對應是無法通過具有先驗性的小區模式，以及建立在小區模式基礎上的居住空間優劣評價體系來完成的。因此有必要以多種的規模結構和規劃模式對應多元化的社會階層和多樣化的需求，從而使居住空間的塑造真正向關懷人的生活與心靈的社區與鄰里模式回歸。
